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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本书与其说是关于一个中国家庭的战争回忆,不如说是关于红十字通信的一段神秘历史。

  其实,故事本身并不神秘,红十字通信的历史和红十字运动本身一样长,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以亿计的平民和战俘都享受过这种战时服务,但是不知为何,关于战争中平民通信的历史似乎长久地被埋没了。

  是一封家书不重要吗?是它被人们遗忘了吗?是它被史学家们忽视了吗?总之,我曾经为这些问题而感到困惑。事实上,我心中一直徘徊着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以及写这本书的起因。

  2010年8月,从邻居何怡贞阿姨家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那些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红十字通信表格,那一瞬间的感受非常难以形容。我惊愕地抚摸着信上的那些红色印章,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方形的,我知道,那是它在曾经的所到之处留下的戳记。如果以这些印章所在的地区为标记,画一个地图,那几乎就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

  从美国西部的伯克利,到中欧的瑞士日内瓦,再到中国上海;或者从德国柏林到日内瓦,再到美国……这是怎样一种怪异的旅途轨迹呢?

  这样的旅途注定是舟车劳顿的过程,那时尽管有飞机,但是,并不能用于为平民传递一封家书,那显然是太过奢侈的想象。况且,研究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的专家弗朗索瓦•比尼翁先生告诉我,这个不可思议的通信传输还有更加奇异的线路,这就是在发信人和收信人本国内的辗转周折,比如,从地方红十字分会到国家总会,再送到国家专门的审查机关,又折返回国家红十字总会……

  呜呼哀哉!……这样的信件从欧洲传递到美国,或者从美国传递到中国,就我所见到的那十几封信件而言,最短的旅程是三四个月,最长的竟然有11个月,那是一种怎样的漂洋过海,怎样的颠沛流离,怎样的望眼欲穿啊!

  正因为这样,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那些信件的影子,浮现着那些经历了70年的风风雨雨依然鲜艳的戳记,我已然想起那些信件背后的人们——是谁传递了这些信件,当邮政系统全部中断的时候,是那些红十字信使充当了特殊的邮差。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那些红十字使者留下的踪迹,但是,我们可以记住“红十字”——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鲜艳的符号,因为它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芒。

  正如在深圳大学任教的美国教师Bradley Phillips在观摩了纪录片《二十五个字》的英文版样片之后所说:“人们都知道二战,但是不知道二战中还有这一段故事;人们都知道红十字会,但是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我的邻居何怡贞老阿姨,就是那十几封信红十字通信的收藏者,更重要的是,她就是收发这些信件的当事人之一。在我见到那些信件之前二十几天,98岁高龄的何阿姨与世长辞了,她的女儿葛运培大姐告诉我:“妈妈一生中最喜欢珍藏旧物,但是,她在极左年代烧掉了很多东西,甚至烧掉了自己的美国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证书、毕业论文,只是这些家书和老照片,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看着何怡贞博士留下的这些遗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当即决定为她和她的丈夫葛庭燧院士写一本合传。当这本书送到出版社的时候,我依然感到有些东西如鲠在喉——这就是那些25个字的信。于是,那本人物传记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演变成了纪录片《二十五个字》和这本同名的书。

  这部影片和这本书,是想告诉人们那些信件背后的故事,那些曾经鲜活的历史,尽管曾经是令人痛苦的,不堪回首的历史,告诉人们25字所包含的亲情、爱情,以及战乱年代一个亲人离散的中国家庭对于生活的执着的渴望……

  尽管何阿姨已经离去,但是,当年何氏家庭的八个兄弟姐妹还有四人健在,而且,我有幸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太原分别采访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这些珍贵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那些保留完好的十几封红十字通信表格,与我在日内瓦ICRC历史档案馆那个坚固的地下室里看到的历史档案一样,终于得以通过这部电影和这本书和公众见面,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刘深  
2011年6月12日于中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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