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个字》内容简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著名诗句,它描述了战火中离散的家人对于亲情的渴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的正常邮路被迫中断,一个中国家庭——父母与八个孩子被分隔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敌对国家,饱尝亲人之间天各一方的离散之苦。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实现;因为战时条件的限制,这种通信被限制在25个单词之内(中文为25个字),必须填写在红十字会的特制表格中。

这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何澄,曾经是在上个世纪之初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党人,在国家和民族遭受苦难的时代,他将科学救国的理想寄托在八个子女身上,誓言将这些孩子送到当年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 ——那八个国家去留学,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为了实现父亲的梦想,何家的四个孩子先后踏上了留学海外的征途。因为二战的爆发,其余四个孩子留学梦断,他们只能在国内的战乱中断断续续完成大学学业。战争使这个家族的十个成员分散在国内外八个不同的地方,在国外的孩子日夜思念着祖国,以及在那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军队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ICRC曾经当即向日本红十字会提出对于中国战区的人道援助问题,包括战俘和平民之间的通信。然而,ICRC的请求遭到了日本军方和日本红十字会的拒绝。

尽管如此,ICRC依然向中国战区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并在非常艰难和有限的条件下展开工作,包括看望伤兵医院等等,但是通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ICRC的不懈努力,终于迫使日本军方同意自1943年开始,可以在上海、重庆和香港开通红十字邮路,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直没有邮路的开通,直至战争结束。

于是,三个瑞士人作为ICRC的代表,分别在重庆、上海和香港开展工作,在上海经商多年的瑞士商人依格尔•爱德华德(Egle Edouard),勇敢地承担了红十字的使命,本片中所描述的故事,正是因为他所做的努力才变为现实。

何怡贞,何家八个孩子中的长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两度留学美国,分别毕业于蒙脱霍育克女子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一直从事过渡金属的光谱学研究,在稀土元素的原子光谱研究课题中,成为钇的光谱线从可见光到紫外光定标并发表的第一人。

长子何泽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冶金专业;

次女何泽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学习兵工弹道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她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造武器;

次子何泽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后来成为著名的细胞学家;

何家的另外四个孩子,分别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战乱中度过了求学生涯:

三女何泽瑛,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三子何泽源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四子何泽诚毕业于华北大学工学院;五子何泽庆,毕业于清华大学。

二战期间,由于许多国家之间不能通邮,因此,所有的红十字信件必须经过位于日内瓦的ICRC总部中转,这无疑延长了信件传递的时间,信件还会受到各敌对国家政府的严格检查,因而,每一封信的送达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甚至会长达一年,何氏家庭之间的通信,最长的一次往返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二战期间,尽管ICRC总部动用了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传递这些信件和包裹,但是,这项工作依然非常艰辛而繁重,大约有5500万封信件被送到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战争期间,大约有4000名雇员为ICRC工作,中央寻人局被分成31个服务部门。在冲突时期,中央寻人局共转交了5000万封信件(包括不同交战国平民信件2300万封),并分发了3600个红十字包裹,使那些离散的亲人得到精神慰藉……

事实上,早在1870年法普战争时,ICRC即开始在交战国政府或家庭之间传递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件红十字通信得到传递;为战火中离散的亲人传递信息,这也是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最初萌发的人道思想——人道关怀不仅是身体上,更是心灵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往往比肉体上的疗救更加重要。

虽然红十字通信建立了何家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新的障碍又发生了。

大姐何怡贞,因为丈夫葛庭燧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和MIT辐射实验室的军事科研工作,出于机密原因,她只能放弃与家人通信;二妹何泽慧在德国也遇到了麻烦,她与上海家中的联系中断了两年多,同时,她给大姐的信始终没有回音。

在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开通了红十字通信,何泽慧借此与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大学同学钱三强重新取得了联系,爱情的种子在25个字的信中萌发,这种温暖的期盼和爱的力量,使他们熬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25个字”,成了世界上最简短、最浪漫,也最令人辛酸的战火情书。

随着战事的进展,ICRC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来自各个国家求助寻找亲人的信件越来越多,为此,ICRC不得不增加人手处理这些信件。由于语言的不同,ICRC不得不雇佣熟悉不同语言的志愿者担任翻译;很多求助信件写得很长,ICRC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将信件的主要内容摘录到一张张小卡片上,这样的工作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战争越来越残酷,亲人之间的惦念也越来越浓烈,他们都在翘首盼望来自红十字信使的消息,25个字的信虽然简短,但是,那意味着亲人的平安,这是最大的欣慰。

亲人之间的痛苦思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何.怡贞终于有机会向家人解释为何很长时间没有写信的原因。何泽慧,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来到巴黎,与钱三强举行了婚礼,实现了由25个字建立起来的爱情夙愿,后来,她与丈夫钱三强共同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并以发现铀核裂变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而闻名于世,他们夫妇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战争终于结束了,苦难虽然过去,但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却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因病逝世,两年后,他们的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家族已经永远失去了团圆的机会。

八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姐何怡贞,她第一次出国留学时,弟弟妹妹还很小,等到她们长大了,父母又先后离去,何家在数十年的光阴中留下很多照片,但是八个兄弟姐妹没有一张完整的合影,何家也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何家的孩子们后来纷纷回到祖国,成为自然科学的人才,他们分别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和学者,终于实现了父亲当年的梦想。

二战结束后,.ICRC也结束了25个字通信的历史使命,至少在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但是,ICRC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还有大量寻找亲人的来信没有找到收信人,ICRC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继续整理和摘录这些信件,这些工作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

也许那些写信的人们依然没有找到战争中失散的亲人,但是,ICRC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Egle先生在战后,受到日本红十字会的委托,协助为上海的日军战俘营提供人道援助。因为战争,他放弃了商人的职业,终身投入红十字运动,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在非洲塞内加尔以身殉职。

25个字,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精神慰藉,那些战火中奔波在漫漫邮路上的无名信使的身影,永远闪耀着人道光芒。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为国效力的梦想并非一帆风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接连出现大规模的极左政治运动,致使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在“文革”期间,何怡贞和她作为金属内耗学术大师的丈夫分别受到批判和关押;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下放劳动,钱三强放牛和种田,何泽慧负责敲钟报时。

何家的其他孩子们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打击。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遇到灭顶之灾,不仅失去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和权力,而且遭受批判和坐牢的灾祸,很多人自杀。科学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国家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何家兄弟姐妹们和国外的亲友再度中断联系,由于中国国内的红十字事业陷入瘫痪状态,就连25个字的通信也没有可能,或者说,即便是有这样的通信机会,也没有人敢于和政治上的敌对国家之间有任何联系。

这一切苦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宣告结束,如今,何家的八个孩子有四人依然健在,然而,他们都已经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大姐何怡贞,于2008年7月才离开这个世界,享年98岁,她病逝之后,子女发现了她珍藏的红十字通信,其中不仅包括二战期间的亲人来信,还有在极左年代,美国的往日同窗和好友寻找她下落的来信。

相对于战争和极左年代的死难者而言,何氏家族的兄弟姐妹毕竟还是幸运的,25个字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心灵的抚慰,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粘着战火硝烟的25个字,不会忘记那逝去的亲情与美好时光……

本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基金、索贝国际机构联合摄制,本片还将附有一本同名书籍,并由ICRC委员、红十字历史研究专家、国际人道法与人道行动独立顾问François Bugnion先生撰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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