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途上,何氏三姐妹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书写了自己杰出的人生故事。

  何家长女何怡贞跨入了物理学的领域,尽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非常有限,况且,这个国家在那个年代正经历着持续的动荡和战乱。然而,何怡贞很幸运地到美国去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现代最早的物理学女博士之一。

  次女何泽慧去柏林学习兵工弹道专业。最小的女儿何泽瑛,先在东吴大学学习植物学,然后成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的学者。

  在随之发生的战乱中,何氏三姐妹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险峻的高山、干渴的沙漠和无边的海洋都没有这场战争来得可怕。在正常通信系统中断的情况下,她们彼此之间,和父母之间如何取得联系?当来自敌对国的消息被严格封锁,她们渴望着能得到来自亲人的消息。

  在这几年,三姐妹和因为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所有家庭一样,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迟迟接收不到亲人的来信,也听不到任何有关亲人的消息。她们所能听到的,是收音机里每天报道的轰炸、屠杀和血腥。

  在这段漫长的黑暗的战争岁月中,只有25个字的通信能让三姐妹聊以自慰,虽然简短,但是起码能让她们彼此之间得到沟通,这些信件通过红十字在瑞士日内瓦的总部送往她们手中。

  在这异常艰难的信息传递中,“25个字”、“红十字”和“日内瓦”成为三个关键词。

  众所周知,在亨利·杜南的倡议下,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日内瓦成立。1859年6月24日,杜南亲眼看到了索尔弗利诺那场可怕的战役,四万多受伤的士兵在战场上奄奄一息直至死亡,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索尔弗利诺回忆录》这本书,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在书中,杜南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苦难,并提议建立一个救助机构,使用民间的公益资源。

  这就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起源,现在已经扩展到186个国家。杜南还劝说政府通过公约来保护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以及那些需要提供援助的人们,正是这些努力促使《日内瓦公约》和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形成。

  然而,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杜南强调不仅仅要照顾那些受伤士兵身体上的伤害,同时还要缓解因为分离、关押、死亡而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噢,先生,求你帮我写封信给我爸爸,让他安慰我的妈妈。”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临终遗言,他是独子。

  就在那一天,播下了一颗伟大的种子。

  1867年,第一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巴黎召开,阐述了关于确认死亡和严重受伤士兵身份的问题。它建议分配给每个士兵一个金属标签,刻上他们的名字和相关信息。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的士兵都会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一个识别身份的标签。

  当正常的邮路不能畅通时,那些深陷战火的士兵们,仍然需要一个渠道与家人传递消息,这个提议由1869年在柏林的第二届ICRC大会上提出,这次会议确定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战争期间的中立国家和地区创立一个信息服务机构。

  “在战争冲突时期,国际委员会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确保能够建立一个联络和信息办公室,这个地点应该尽可能有利于信件的交换和救援物资的发出。”这标志着中央寻人局的建立,这个机构在二战期间由ICRC日内瓦总部负责运行。

  没有各国红十字会和ICRC代表处的合作,中央寻人局的工作将是盲目和毫无头绪的,当邮路不再畅通,各国红十字会和ICRC代表处将收集的家庭信件寄到日内瓦的中央寻人局,然后,这些信件被分类送往各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再由他们送到收信人手中,而回信则要写在通信表格的背面。

  正常来说,如果不事先审核信件内容的话,各交战国不会容许与敌对国家的信件自由交换。所以,信件要经过发出国和接收国审查机构的双重审查,同时要求信件的字数不能超过25个字,而且只能严格限于个人或家庭的信息。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重现当时何泽慧在柏林给她在美国的姐姐何怡贞寄信的过程:何泽慧将信件寄往德国红十字会,德国红十字会把它交给德国审查机构审查,然后信件又被寄回德国红十字会,德国红十字会再将其寄往ICRC在日内瓦的代理处,由代理处寄往华盛顿的美国红十字会,然后信件交与美国审查机构审查,然后再寄回美国红十字会,最后才经由美国红十字会寄给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何怡贞。相反地,回信的传输也会经过同样的程序。

  尽管信件到达收信人手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每一封信件的到达都是一个奇迹——港口被轰炸,船只被潜艇袭击,城市被摧毁,人民因为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因此,在战争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确实是一个奇迹。比如说:“我们很好。父母很好。他们很健康。姐生了个小孩。想念你们!”

  《25个字》这本书经过研究探索,描绘这些通信在上海、柏林和伯克利之间奇迹般的传递,通过本书,可以知道三姐妹对这些承载沉重历史的家庭信件是如何视若珍宝,并妥善保存至今的故事。

  二战期间,一共有两千四百万平民信件经由ICRC在日内瓦的中央寻人局传递,它们穿越战火被送往目的地,这些信件由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写成,要经过字迹辨认、地址修正之后,才能送往收件人手中,两千四百万个奇迹就发生在这短短的25个字之间。

  感谢刘深先生能够在这段灰暗的历史中带给我们一个不平凡的,充满奇迹的故事。在本书以及同名电影中,刘深先生勾勒出了何氏家族的生活,描述了她们战时信件的交换以及战后珍藏这些信件的往事。

  如今,红十字会信件的传递与二战期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009年,二十五万封家庭信件被收集,并分送到那些因为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而离散的家庭成员手中。现今,除了在二战期间发挥作用的传统信件外,电子通信系统也被普遍使用,但是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为家庭成员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的纽带,为他们带去慰藉,缓解他们因为分离和对家人的担忧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一点也不亚于因为战火所造成的生理上的累累伤痕。


                国际人道法与人道行动独立顾问
                弗朗西斯·比尼翁
                2011年1月6日

  •  《25个字》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