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关于红十字运动的简史

  尽管红十字的标志为世人所熟悉,但是,对于它的来龙去脉,也许知之甚少,那么,还是让我们先从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说起吧!

  红十字运动已经遍及全世界,它所弘扬的人道精神,超越了不同种族与国家,超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它是一种深刻体现普世价值的伦理道德观念——人道。在历史上,除了短暂的,极为特殊的战争冲突环境中的例外,它已经广泛地为不同时代、地域的国家与民众所接受。

  然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的私人性质的机构。以它的影响力而言,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有哪一个私人机构能够望其项背。如果说它借助了哪种神力的话,不如说它是现代人道精神的启蒙者和最忠实的实践者。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直至19世纪中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伤亡人员,仍然缺乏一个健全而系统的军队护理体系,也没有任何安全并且受到保护的民间机构来收容并救治战场上的伤者,更无人能够行使权力去保护战俘的基本人权。

  这一切在1859年6月,一个意大利小镇上的那场战争之后得到了划时代的改变。战争的惨状刺痛了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先生的心。他投入到帮助救治和护理伤者的工作中,并动员当地百姓以毫无任何歧视的态度为双方伤者提供救援,在此期间,他成功地领导了自发的人道救助工作。

  目睹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被遗弃的数万名濒危伤兵,数天之内实地救援的切身体验,使亨利•杜南先生构想创建一个国际伤兵救护组织,并得到一个国际公约的保护。而他此行到意大利的目的,本来是会见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试图解决他自己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贸易困境。但是,他没见到拿破仑三世,见到了却是悲惨的战争场面。此行就这样改变了亨利•杜南的人生。

  亨利•杜南先生于1862年自费出版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书,并将这本书送给当时欧洲一些主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者阅读。一个中立的组织、一个具有广泛共识与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从而使战地救护者与被救护者都能够受到强有力的保护,这就是亨利•杜南先生作为“现代人道主义之父”最初的构想,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可能实现并最终得以实现。《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也因此成为现代人道主义的宣言书和红十字运动应运而生的经典著作。

  然而,仅仅有一个伟大构想是不够的,由谁来将其变成一个伟大的事实,这同样是一项十分必要而艰巨的工作。

  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先说服了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共同在日内瓦创建了“五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下的一个调查小组,其目的是论证成立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援机构的可行性。从最初的组织机构而言,这五个人应该同样被视为红十字运动的创始群体。除了亨利•杜南以外,他们是:律师兼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主席古斯塔夫• 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具有丰富经验的战地外科医生路易• 阿皮亚(Louis Appia);阿皮亚的朋友兼同事,来自日内瓦保健和卫生协会的泰奥多尔•莫努瓦(Théodore Maunoir);还有一位闻名的瑞士将军纪尧姆-亨利•杜福尔(Guillaume-Henri Dufour)。

  五人委员会诞生的八天之后,五人决定将这个调查小组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1863年10月26日-29日,由委员会召集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讨论如何制定改善战地医疗服务条件的可行措施。与会者共36人:18名政府正式代表,6名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7名非正式外国代表,以及5名国际委员会成员。委派正式代表参会的国家和王国有:巴登、巴伐利亚、法国、大不列颠、汉诺威、黑森、意大利、荷兰、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

  1863年10月29日,这次国际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成立国际伤兵救护协会;对伤兵的保护及其中立性;在战地开展救护援助的志愿队伍的使用;召集补充会议将这些理念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并且引入一个战场医务人员普遍使用的独一无二的保护性标志,即带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臂环——来自阿皮亚医生的提议。

  这实际上已经勾勒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雏形。一年之后,瑞士政府邀请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政府参加一个正式的外交会议。16个国家共派出26名代表来到日内瓦。1864年8月22日,大会通过了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这个公约包含10项条款,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为武装冲突中的伤兵、战地医护人员和特定人道机构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

  历史上首次使用红十字标志是在1864年的丹麦迪伯尔战役,在1989年,丹麦和德国国家红会为此共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也是在这一年,路易•阿皮亚和一名来自荷兰部队的上尉查尔斯•范德费尔德成为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红十字标志保护的第一批独立和中立的代表。

  如果说,在摇篮时期的国际红十字运动有哪些令人担惊受怕的致命的风险,那就是亨利•杜南先生在1867年因在阿尔及利亚生意的失败而被迫宣布破产。尽管人们愿意理解为国际委员会而工作导致他疏于打理生意,但是杜南先生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为新生的委员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亨利•杜南与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杜南被免去了委员会成员及秘书的职务。他被控欺诈破产并被通缉,从此他被迫离开日内瓦并再没有没回过家乡,即便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亨利•杜南成为一个背井离乡的可怜的游子,他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这不仅仅因为日内瓦是他的故乡,而且那里也是红十字事业的故乡。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古斯塔夫•穆瓦尼埃的矛盾,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上的一大憾事和永远的心结。

  1901年的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亨利•杜南和一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帕西。比获奖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来了一份正式的道贺,这对于亨利•杜南来说,也许比那份奖金更为重要和令人欣慰。

  在获得这个伟大的奖项9年后,亨利•杜南死于瑞士海登一个小小的疗养所。他曾经的朋友、伙伴以及后来的对手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也于此前2个月去世,他至今依然是委员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

  1875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欧美,相继成立了国家红十字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银行家、美国红十字会战时委员会主席亨利•戴维逊倡议建立各国红十字会的国际联合会,在国际范围内组织和协调卫生救护活动。

  由于一些伊斯兰国家拒绝使用红十字标志,而用“红新月”取而代之,后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增加“红新月”为共同标志。1983年10月,红十字会协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三届大会。会议决定修改章程,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1986年正式称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以色列人既拒绝“红十字”,也拒绝“红新月”,他们用“红色大卫盾”作为其紧急救援组织的标志,并从1949年以来,一直谋求加入红十字国际组织。2006年6月,第29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在日内瓦经过投票表决,同意接纳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为成员,并正式批准将“红水晶”定为国际救援运动的第三个标志。

  2007年1月14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正式启用“红水晶”标志,这一标志与该组织现有的“红十字”和“红新月”享有同等地位,并为以色列提供了行动方便。

  2003年12月,第28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大会的主题为“维护人类尊严”,191个日内瓦公约缔约国政府及181个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约15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最后通过的人道主义共同行动计划强调要特别关爱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减少自然灾害与疾病对弱势人群的危害,以保护人类尊严。

  正因为红十字运动在一百多年来对于人类的贡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和推崇,除了亨利•杜南先生获得首届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获得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经在日内瓦公约及多次国际红十字大会中正式发表声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

  国际法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永久职责是为受到冲突影响的被关押者、伤病人员和平民采取公正行动。ICRC在追求其使命的时候,受到其基本原则的指导,这些基本原则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使命是:防止和减轻人类在任何地方遭受的痛苦;保护生命和健康,并确保对人类的尊重,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期间;为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和社会福利而工作;鼓励该运动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并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并对需要其保护和帮助的人表示一种普遍的团结精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大约8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员工总数超过12,000名。在冲突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国际联合会的有关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国际红十字、红新月运动以及国际人道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的发起者,它已成为国际三大组织之一,与联合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相比,有着更悠久的历史。

  从1863年以来,从一个人自发地帮助受伤士兵的行动开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帮助世界上数百万战争受害者的组织,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的多数重大危机,一直致力于发展规制武装冲突的法律以便更好地保护那些没有参加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公约》息息相关,使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与现代人道法的诞生并行。

  以上所陈述的,只是就我个人的知识所了解的红十字运动的简史,并不代表红十字运动官方机构的阐释,在此,我只想说的是:红十字运动是中立、公正与慈爱的化身,是拯救受难者并反抗野蛮暴力的神圣使者,它同样是需要每个人有良知的人的参与。

  我以红十字志愿者的身份,以一个独立制片人和导演的身份拍摄这部纪录片,并撰写这本书,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公民所能够为红十字运动所做的微薄的贡献。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是竭尽所能地奉献于红十字运动,都应该为此而感到无尚光荣和幸福。

  关于红十字通信的历史

  1859年6月24日,意大利北部一个叫索尔费里诺(Solferino) 的小镇,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役,交战的法国—撒丁王国联军与奥地利王国的军队留下四万多伤亡者,令人惨不忍睹。

  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到处是被炸弹炸飞的头颅,被子弹击成碎片的骨头,沾满鲜血的抽搐的躯体和正在化脓的伤口,无助的伤兵在烈日下发出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嚎叫……

  途经此地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目睹这些惨状,写下伟大著作――《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由此,一个伟大的设想在亨利•杜南先生的心中诞生,这就是致力于人道救援的红十字国际组织,以及不朽的国际人道法典——《日内瓦公约》。

  在这本书中,亨利•杜南不仅描述了他在战场上和伤病医院里目睹的凄惨景象,他还用浓烈的笔墨记述了受伤的官兵渴望亲情,渴望得到家人消息的急切心情――

  有些可怜的小伙子突然使出很大的力气抓住我的手,喊着“别让我死”,然后就失去了气力而死去。

  一个年轻的下士马诺特二十几岁,带着温和的表情,他身体左边中了一弹,他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我喂他水喝时,他感谢了我。又满眼含着泪水说:

  “噢,先生,你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封信,让他安慰我的母亲!” 我记下了他父母的地址,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一个勇敢的法国军官从沃尔塔写给法国家中兄弟的信中说:“你无法想像,当人们看到军邮送信时是怎样的激动。是啊,他带给我们的是法国的消息,是家乡和家人朋友的消息,人们竖起耳朵,贪婪地伸出手,注视着军邮。

  那些接到信的幸运的人们急忙打开信,一口气看完了信的内容;那些失望的人们心情沉重地走开了,没有兴趣去想身后的那些人。

  军邮不时会叫到一个无人应答的名字,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询问着,等待着,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说:“死了”。

  军邮就把这封信放在一边,然后将会把它原封不动地退给寄信人。

  当那些寄信人说“他收到这封信会很高兴”时,是多么的幸福,可当信退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都要碎了。
许多法国士兵乞求我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有些情况下是让我写给他们的上尉,他们认为上尉能代替他们远方的家人。

  还有一个伤员一个人呆在那儿,他家人写来的信在邮局里都放了一个星期了。如果他能看到这些信,或许会从中找到最后一点安慰,有好几次,他让病房的人帮他取回那些信,好在临死前读一读,可是这些人不愿自找麻烦,还粗暴地说他们有别的事儿要做,没时间管他的闲事。

  亨利•杜南在风中飘着血腥的索尔费里诺小镇嗅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悲伤――绝望的伤兵被迫忍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绝望――那就是对亲人的思念,由此,他还联想到那些远方的亲人是如何痛苦地牵挂着战场上生死未卜的年轻的孩子。有感于此,他亲自记下了那些伤兵在临终之际渴望带给家人的口信以及通信地址,并设法传递这些信息。

  “噢,先生,你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封信,让他安慰我的母亲!”我记下了他父母的地址,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这是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描述的一段经典细节,这个年轻下士叫克洛迪于斯•马聚埃,大约20岁,是个独生子,是亨利•杜南将他的临终遗言带给了他的父母。

  正因为如此,亨利•杜南创立红十字运动的伟大构想,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为与家人离散的受难者传递亲人信息的重要内容,这就是红十字通信的源头,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以伟大的人道精神维系世间亲情,让人道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的优良传统。而且,这项使命与身体上的救治同样神圣而伟大,并且被列入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

  冲突各方之领土内或其占领地内所有人们,应能将纯属个人性质的消息通知其在任何地方之家人,并接获其家人之此类消息。

  此项通讯应迅速传递,不得有不当之迟延。如由于环境影响,难于或不可能由普通邮政互递家庭信件时,有关冲突各方应向中立媒介接洽,如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之中央寻人局,并与之商定如何在可能最好的情况下保证其义务之履行,尤应取得各国红十字(红新月、红狮与日)会之合作。

  如冲突各方认为有限制家庭通讯之必要,该项限制只应限于能容任择二十五字之标准信纸之强制使用,及将寄发此项格式之信件每月限为一份。

  事实上,由亨利•杜南先生所开创的红十字通信的历史,其正式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时期,红十字信使从那时即开始在交战国政府或家庭之间传递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4年至1918年,红十字通信首次实现有组织和大规模的传递。1914年10月15日,一战爆发后不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成立了战俘服务局(中央寻人局),专门负责传递红十字信件和包裹。后来,中央寻人局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托管的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至1914年底,该局已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主要由志愿者组成。及至战争结束前,该局共转发约两千万份信件和信息,190万个包裹。

  该局1914年至1923年的系统卡片索引累计约有700万份记录,每一张卡片代表一个被关押者或是失踪人员。卡片索引使得约200万名战俘的身份得以确认并使他们与家庭联系成为可能。而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完整的索引借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进行展览。对索引的查询仍然严格限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内。

  二战期间,尽管ICRC总部动用了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传递这些信件和包裹,但是,这项使命因为工程浩大而依然非常艰辛而繁重,大约有5500万封信件被送到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每天往来于日内瓦中央寻人局的信件达十几万封。

  二战期间,大约4000名雇员为ICRC工作,中央寻人局被分成31个服务部门。在冲突时期,中央寻人局共转交了5500万封信件(包括不同交战国平民信件2400万封),并分发了红十字包裹,使那些离散的亲人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慰藉……

  中央寻人局追踪被关押者的卡片索引系统包含了4500万张卡片,每一张卡片代表着一个人,而这一数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700万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期间工作的法律依据是日内瓦公约1929年的修订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与一战时相似:探视并监督战俘营、组织对平民的救助、管理有关被关押者和失踪人员的信息交换。

  然而,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力也曾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并遭到过挫折。早在1934年,国际红十字大会就已通过了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新增公约的草案。遗憾的是,多数政府对实施这一公约兴味索然,因此阻碍了这一公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付诸实施。比如,日本政府和日本红十字就曾经在本书所描述的二战中国战区一度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往战区的救助请求,后来才有限地答应在香港、重庆和上海三座城市开通红十字通信。日本人拒绝的理由就是他们未在192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上签字。

  历史云烟早已飘散,但是,战时红十字通信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因为战争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

刘深  
2011年5月31日于中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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