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家庭鲜为人知的亲情故事;
“25个字”:最神圣的人道纽带,令人心酸的“战时文法”;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传递——红十字通信历史揭秘;
大量红十字运动历史文献、影像和图片首次公开——

红十字人道影片《25个字》新闻通稿

一个中国家庭战乱中的通信故事

2011年5月8日是第64个“世界红十字日”,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11红十字博爱周暨红十字关爱生命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上获悉,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深圳市圣托里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红十字人道影片《25个字》已成摄制完成,并即将上映,将于今年角逐多个国际电影节。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著名诗句,它描述了战火中离散的家人对于亲情的渴望。红十字人道影片《25个字》就是对这种深厚情感的历史再现。

本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家庭鲜为人知的亲情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的正常邮路被迫中断,一个中国家庭——父母与八个孩子被分隔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相互敌对的国家,饱尝亲人之间天各一方的离散之苦。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实现;因为战时条件的限制,这种通信被限制在25个单词之内(中文为25个字),必须填写在红十字会的特制表格中。

这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何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追求民主共和理想的革命先驱之一。他曾经发誓要将八个孩子送到当年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那八个国家去留学,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为了实现父亲科学救国的梦想,何家的四个孩子先后踏上了留学海外的征途。因为二战的爆发,其余四个孩子留学梦断,他们只能在国内的战乱中断断续续完成大学学业。战争使这个家族的十个成员分散在国内外八个不同的地方,在国外的孩子日夜思念着祖国,以及在那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何怡贞,何家八个孩子中的长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两度留学美国,分别毕业于蒙脱霍育克女子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一直从事过渡金属的光谱学研究,在稀土元素的原子光谱研究课题中,成为钇的光谱线从可见光到紫外光定标并发表的第一人。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光谱事业的先驱者,在极为动荡的政治风浪冲击下,依然顽强地在中国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在国际上率先测定了金属玻璃与晶化有关的完整的内耗峰和晶化的内耗行为,并发现了与金属玻璃转变相关的新型内耗峰。

何家长子何泽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冶金专业,回国后曾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

次女何泽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学习兵工弹道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她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制造武器。

次子何泽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后来成为著名的细胞学家。

何家的另外四个孩子,分别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战乱中度过了求学生涯:三女何泽瑛,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三子何泽源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四子何泽诚毕业于华北大学工学院;五子何泽庆,毕业于清华大学。

虽然红十字通信建立了何家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新的障碍又发生了。大姐何怡贞,因为丈夫葛庭燧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和MIT辐射实验室的军事科研工作,出于机密原因,她只能放弃与家人通信;二妹何泽慧在德国也遇到了麻烦,她与上海家中的联系中断了两年多,同时,她给大姐的信始终没有回音。

在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开通了红十字通信,何泽慧借此与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大学同学钱三强重新取得了联系,爱情的种子在25个字的信中萌发,这种温暖的期盼和爱的力量,使他们熬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25个字”,成了世界上最简短、最浪漫,也最令人辛酸的战火情书。

战争越来越残酷,亲人之间的惦念也越来越浓烈,他们都在翘首盼望来自红十字信使的消息,25个字的信虽然简短,但是,那意味着亲人的平安,这是最大的欣慰。

亲人之间的痛苦思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何怡贞终于有机会向家人解释为何很长时间没有写信的原因。何泽慧,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来到巴黎,与钱三强举行了婚礼,实现了由25个字建立起来的爱情夙愿,后来,她与丈夫钱三强共同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并以发现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而闻名于世,他们夫妇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战争终于结束了,苦难虽然过去,但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却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因病逝世,两年后,他们的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家族已经永远失去了团圆的机会。

八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姐何怡贞,她第一次出国留学时,弟弟妹妹还很小,等到她们长大了,父母又先后离去,何家在数十年的光阴中留下很多照片,但是八个兄弟姐妹没有一张完整的合影,何家也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何家的孩子们后来纷纷回到祖国,成为自然科学的人才,他们分别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和学者,终于实现了父亲当年的梦想。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为国效力的梦想并非一帆风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接连出现大规模的极左政治运动,致使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在“文革”期间,何怡贞和她作为金属内耗学术大师的丈夫分别受到批判和关押;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下放劳动,钱三强放牛和种田,何泽慧负责敲钟报时。

何家的其他孩子们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打击。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遇到灭顶之灾,不仅失去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和权力,而且遭受批判和坐牢的灾祸,很多人自杀。科学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国家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何家兄弟姐妹们和国外的亲友再度中断联系,由于中国国内的红十字事业陷入瘫痪状态,就连25个字的通信也没有可能,或者说,即便是有这样的通信机会,也没有人敢于和政治上的敌对国家之间有任何联系。

这一切苦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宣告结束,如今,何家的八个孩子有四人依然健在,然而,他们都已经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大姐何怡贞,于2008年7月才离开这个世界,享年98岁,她病逝之后,子女发现了她珍藏的红十字通信,其中不仅包括二战期间的亲人来信,还有在极左年代,美国的往日同窗和好友寻找她下落的来信。

相对于战争和极左年代的死难者而言,何氏家族的兄弟姐妹毕竟还是幸运的,25个字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心灵的抚慰,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粘着战火硝烟的25个字,不会忘记那逝去的亲情与美好时光……

红十字通信历史揭秘

二战期间,由于许多国家之间不能通邮,因此,所有的红十字信件必须经过位于日内瓦的ICRC总部中转,这无疑延长了信件传递的时间,信件还会受到各敌对国家政府的严格检查,因而,每一封信的送达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甚至会长达一年,何氏家庭之间的通信,最长的一次往返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军队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ICRC曾经当即向日本红十字会提出对于中国战区的人道援助问题,包括战俘和平民之间的通信。然而,ICRC的请求遭到了日本军方和日本红十字会的拒绝。尽管如此,ICRC依然向中国战区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并在非常艰难和有限的条件下展开工作,包括看望伤兵医院等等,但是通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ICRC的不懈努力,终于迫使日本军方同意自1943年开始,可以在上海、重庆和香港开通红十字邮路,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直没有邮路的开通,直至战争结束。于是,三个瑞士人作为ICRC的代表,分别在重庆、上海和香港开展工作,在上海经商多年的瑞士商人依格尔•爱德华德先生勇敢地承担了红十字的使命,本片中所描述的故事,正是因为他所做的努力才变为现实。然而,依格尔•爱德华德先生在战争年代对于中国人民的恩惠至今鲜为人知。
二战期间,尽管ICRC总部动用了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传递这些信件和包裹,但是,这项工作依然非常艰辛而繁重,大约有5500万封信件被送到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战争期间,大约有4000名雇员为ICRC工作,中央寻人局被分成31个服务部门。在冲突时期,中央寻人局共转交了5500万封信件(包括不同交战国平民信件2300万封),并分发了3600个红十字包裹,使那些离散的亲人得到精神慰藉……

事实上,早在1870年法普战争时,ICRC即开始在交战国政府或家庭之间传递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4年至1918年,数百万件红十字通信得到传递。为战火中离散的亲人传递信息,这也是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最初萌发的人道思想——人道关怀不仅是身体上,更是心灵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往往比肉体上的疗救更加重要。

随着战事的进展,ICRC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来自各个国家求助寻找亲人的信件越来越多,为此,ICRC不得不增加人手处理这些信件。由于语言的不同,ICRC不得不雇佣熟悉不同语言的志愿者担任翻译;很多求助信件写得很长,ICRC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将信件的主要内容摘录到一张张小卡片上,这样的工作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二战结束后,ICRC也结束了25个字通信的历史使命,至少在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但是,ICRC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还有大量寻找亲人的来信没有找到收信人,在ICRC历史档案管理保存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寻亲信件中,仅中文信件就有数十万封之多,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继续整理和摘录这些信件,这些工作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到1956年才宣告结束。

25个字,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精神慰藉,那些战火中奔波在漫漫邮路上的无名信使的身影,永远闪耀着人道光芒。

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本片导演刘深先生是一位资深记者和作家,致力于研究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他向记者介绍:“本片从酝酿、拍摄和制作完成历时三年。为了寻找本片故事中的人物,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并专程赴瑞士日内瓦采访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总部、ICRC历史档案馆、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等地。”

刘深先生介绍说:“这是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题材来自我撰写的科学家传记——“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 《葛庭燧传》和《戈与荷》。这两部传记分别由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先生作序,科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为“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作序。

葛庭燧与何怡贞是一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夫妇,葛庭燧先生是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他发明的金属内耗测量装置被命名为“葛氏扭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明的一项技术,直接被美军用于收复日军占领下的南洋群岛的侦察。

葛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他去美国留学之前,曾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读研究生,期间,他秘密参与了冀中八路军兵工厂烈性炸药和地雷的研制,成为“地雷战”的幕后英雄——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然而,葛先生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金属内耗领域的巨人般的贡献,以一个中国山东蓬莱人的姓氏命名的伟大的发现,被载入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的目录,他的研究和建树至今依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完全理解或延续。除此之外,葛先生对于祖国的贡献更加令人怀念,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热血沸腾的身影,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年代对于冀中平原地雷战和无线电台建设的默默奉献,都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目前集本片制片人、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刘深先生,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是一位资深记者和传记作家,曾经长期从事报纸编辑和新闻采访工作。刘深先生介绍说:“本片故事中的主角之一何怡贞和葛庭燧是我家在沈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大院里的邻居,从小就对他们非常熟悉,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很多知识分子精英的悲惨命运,以及为科学事业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回国的。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回忆与葛先生夫妇为邻的那段难忘的日子,犹如科学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本片中讲述的25个字的红十字信件,来自何氏家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亲人通信。刘深先生还介绍:“在撰写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在采访时发现了这个珍贵的历史细节,并深深地为红十字通信的历史所感动,从而决心制作一部纪录片。在没有资金赞助,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在工作之余,我们组建了一个红十字志愿者团队,靠自筹资金,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影片的拍摄采访。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在红十字运动的伟大历史中,再献上一份来自中国人的贡献。”

值得自豪的是,本片从制片人、编剧、导演、音乐到摄像、插曲演唱者、场记等等全部是第一次涉足纪录片行业,本片的主题音乐“回忆”,以及主题歌“25个字”、插曲“快来吧,红十字”、片尾曲“春望”的作曲高宇婧是2010年大学毕业生,来自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闻专业。和高宇婧同样作为摄制团队人员的赵越女士,是来自辽宁一所高校的副教授,她第一次正式演唱歌曲,此前从来没进过录音棚,她演唱了本片的主题歌和插曲。参与这个摄制组的红十字志愿者团队人员来自不同的职业,包括记者、教师、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媒体从业人员、设计师、网络工程师等等。

红十字通信的历史与红十字运动同时诞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第一手资料匮乏,这段历史一直鲜为人知。为此,摄制组专程赴瑞士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总部采访,并得到了ICRC总部及东亚地区代表处的大力协助。摄制组采访了ICRC高层官员、红十字历史权威专家、红十字通信部门负责人和红十字历史研究学者。

ICRC历史档案馆向摄制组无偿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包括大量的文字、图片和影像。本片中的大量历史文献从未公开发表,包括影像、档案资料和图片,以及何氏家庭的历史照片、他们保存的红十字通信原件等等。

本片故事中的何氏家族八个姐弟目前有4个依然健在,其中德高望重的何泽慧先生,2011年3月5日在北京中关村度过了97岁生日。为了不影响老人的健康,摄制组在两年内曾经三次赴何先生家中采访。

此外,摄制组还两度赴南京采访了何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妹何泽瑛,赴太原采访了何澄次子——著名细胞学家何泽涌先生,赴上海采访了何澄四子——地质仪器专家何泽诚先生。在过去的三年中,摄制组还到苏州、沈阳、合肥等地采访了何氏家族的后代,以及一些学者,实地考察并拍摄了大量视频资料。

摄制组还意外地采访到了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弟弟的曾孙贝尔纳•杜南先生及夫人莫尼克•杜南、亨利•杜南与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两个家族的后代奥利维耶•简•杜南先生。

目前,本片后期制作已经完成,为高清数字版,片长65分钟左右。

本片由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伟担任总监制,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郝林娜以及红十字志愿者刘深任总策划,红十字志愿者、资深记者、作家和历史文化学者刘深担任制片人、编剧和导演。比尼翁先生、贝尔纳•杜南先生、奥利维耶•简•杜南先生欣然同意出任本片顾问。

影片将附有一本同名英文书籍《25 words》,提供了更多关于影片的历史背景。该书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并由红十字历史研究专家、国际人道法与人道行动独立顾问弗朗西斯•比尼翁先生撰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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